178.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894年12月4日

178.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4年12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谢谢你和你夫人的祝贺！说实在的，进入七十五岁的人，已经不象以前那样精神饱满了。固然，我还算精神饱满，腿脚也还灵活，没有失去对劳动的爱好，劳动能力也较好，但毕竟发觉，从前我满不当回事的胃病和感冒，现在却要求我十分重视了。如果今后仅限于此，那也就无所谓了。
　　昨天给你寄去三份第三卷FN1《序言》的清样。一份是给倒霉的斯蒂贝林的，他曾经给我寄来几册他的著作FN2。一份是给哲学博士彼·法尔曼的，如果你知道或是能够打听出他的住址的话。另外一份请你读完后交给施留特尔，他也许要用它。我希望最多再过一个星期，就能把成本的书寄给你；出书广告已登出来了。
　　其次，今天给你寄去的印刷品邮件是：
　　（1）《社会民主党人》；
　　（2）《正义报》；我将重新按期寄给你，因为和德国人之间展开了他们无法加以中止的争论。275该报所说的社会民主联盟6的胜利，几乎全是胡说八道。和其他的组织比较起来，特别是和独立工党5比较起来，社会民主联盟的影响正在日益减弱。这样下去，它必将很快完全瓦解。遗憾的是，独立工党已经没有一份象样的报纸了。
　　（3）维也纳的《白炽光》和斯图加特的《实话》；我寄这两份报纸的目的是让你了解一下党所具有的“幽默”。
　　（4）倍倍尔在柏林的演说以及他反对格里伦贝格尔和福尔马尔的四篇论文。276
　　最有趣的是最后这件事。巴伐利亚人变得非常机会主义的了，并且几乎成了普通的人民政党（我指的是大多数领袖和许多新入党的人）；在巴伐利亚邦议会中，他们投票赞成整个预算，特别是福尔马尔在农民中间进行鼓动，其目的不是为了吸引雇农，而是为了吸引上巴伐利亚的大农，这些人占有土地二十五至八十英亩（十至三十公顷），就是说非使用雇工不可。他们并不期望从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253上得到任何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所以，在法兰克福代表大会前八天，他们召开了自己的巴伐利亚党代表大会并在会上组织了一个道地的宗得崩德273，责成巴伐利亚代表按照巴伐利亚代表大会上事先通过的决定，在法兰克福就所有巴伐利亚问题进行集体投票。于是，他们来到法兰克福并声明说，他们在巴伐利亚不得不赞成整个预算，在当前不这样就不行；他们还说，这纯粹是巴伐利亚的问题，外人无须干预。换句话说，如果你们通过任何不利于我们巴伐利亚人的决定，如果你们拒绝我们的最后通牒，那末，一旦发生分裂，罪过就在你们了！
　　他们就是怀着这种在党内从未听说过的野心出现在对此毫无准备的其余代表面前的。可是，因为近几年来关于党内团结的叫喊受到高度的鼓励，在近来大批的人入党而又未受到真正锻炼的情况下，这种使党不能存在的行为没有受到抵制，没有遇到应有的坚决反击，关于预算问题也没有通过任何决定，就不足为奇了。
　　你试想象看，如果在党代表大会上拥有多数的普鲁士社会民主党人也想召开一个事前的代表大会，在会上就巴伐利亚人的立场或者别的什么问题通过一些责成全体普鲁士代表遵守的决议，然后，所有这些代表，无论是多数或少数，都要在共同的党代表大会上集体投票赞成这些决议。这样，又何必召开共同的党代表大会呢？如果普鲁士代表也象巴伐利亚人不久前那样行事，巴伐利亚人该怎么说呢？
　　总之，这样的事不能听之任之，于是，倍倍尔出来干预了。他重新把这个问题提上日程，现在正在进行讨论。在所有这些人当中，无疑地，倍倍尔头脑最清楚并最有远见。我经常和他通信已约有十五年了，并且我们的意见几乎总是一致的。李卜克内西的思想却很落后。他身上仍时常冒出德国南部联邦主义和分立主义的民主主义者的旧习气，最糟糕的是他不能容忍以下这种情形：早已超过他的倍倍尔虽然愿意容忍他在自己的身边，但已不再愿意服从他的领导了。此外，他把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办得很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过分看重自己的领袖地位，他想领导一切，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领导起来，因此，他妨碍了一切工作），以致本来能够成为柏林首屈一指的报纸，结果只是给党五万马克的收入，但没有给党带来任何政治影响。李卜克内西现在当然极力想和解并责怪倍倍尔，但我认为倍倍尔是对的。在柏林，执行委员会和最优秀的人们现在都已站在他一边，而且我敢说，如果他诉诸党员群众，大多数人都会支持他的。暂时必须等待。我本想把福尔马尔的大作等寄给你，但我自己只有一份备用。
　　路易莎和小宝宝都健康。
　　衷心问候你和你的夫人；希望你的眼疾痊愈并摆脱其他病魔！
　　你的　老弗·恩·

脚  注

FN1 指《资本论》。——编者注
FN2 乔·斯蒂贝林《价值规律和利润率》。——编者注

注  释

5 独立工党是1893年1月在罢工斗争活跃和争取实行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政策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的运动加强的情况下，在布莱得弗德会议上成立的。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和受到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独立工党。党的领袖是凯尔·哈第。党把争取集体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禁用童工，实施社会保险和失业补助，以及其他要求包括在自己的纲领中。恩格斯曾祝贺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宗派主义错误而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但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一开始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上并且同自由党进行勾结。后来列宁在评述独立工党时写道：“其实这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它“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主义则非常依赖”（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50页，第18卷第354页）。1900年，独立工党并入工党。——第7、12、30、42、54、57、73、207、224、272、274、277、280、294、318、343、363、429、476页。
6 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8月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成立。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长期被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所掌握。加入联盟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年秋联盟发生分裂，左翼在1884年12月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见注29），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社会民主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条件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1911年又与独立工党（见注5）中的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该党的一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7、54、57、72、211、224、229、236、266、272、274、277、280、293、317、343、429、444、476页。
253 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于1894年10月21―27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在代表大会上，关于主要议程——土地问题——的补充报告人是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领袖福尔马尔，他要求把不仅反映劳动农民的利益，而且也反映农村富裕阶层、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条目列入正在拟定的土地纲领中去。福尔马尔虽然也遭到许多代表的反对，但整个说来，他的机会主义立场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击。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制定土地纲领草案，作为对党纲的补充。除土地问题外，代表大会听取了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国会党团的报告，研究了关于托拉斯和其他大资本主义联合公司的作用、关于庆祝1895年五一节等问题。
　　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的报告的结尾部分载于1894年10月31日《前进报》第254号。——第282、293、299、309、313、318、347页。
273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894年9月30日在慕尼黑举行。出席代表一百六十名。大会议程有两个问题：关于巴伐利亚邦议会社会民主党代表的活动，关于对农民的鼓动宣传。福尔马尔和格里伦贝格尔在这两个问题上都得到代表大会多数的支持。大会赞同邦议会党团的活动，并决定建立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的特别组织，它的中央领导就是邦议会代表福尔马尔、格里伦贝格尔等人。
　　恩格斯讽刺地把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所采取的立场称为宗得崩德，即比作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瑞士的反动天主教诸州的单独联盟。——第314、318页。
275 1894年12月1日伦敦的《正义报》第568号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德国的运动》（《The Movement in Germany》）。文章作者责备《前进报》领导人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地土问题上的分歧持缄默态度，并攻击《正义报》和海德门。为了回答这篇文章，《正义报》在紧接着下一号发表了伯恩施坦的声明《<前进报>和<正义报>。致<正义报>编辑》（《The《Vorw?rts》and《Justice》.To the Editor of 《Justice》》）来驳斥这些攻击。——第317页。
276 1894年11月14日，倍倍尔在柏林第二选区党的会议上尖锐地批评了福尔马尔等人在土地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立场（见注266），于是，福尔马尔和格里伦贝格尔就在报刊上大肆攻击倍倍尔。11月17日和21日，格里伦贝格尔在自己办的报纸《法兰克每日邮报》（《Fr?nkische Tagespost》）上发表了对倍倍尔这篇演说的声明，《前进报》在11月20日和24日第271号和第274号上转载了他的声明。福尔马尔在《慕尼黑邮报》（《Münchener Post》）上也发表了长篇连载的文章《倍倍尔举起的旗帜》（《Bebel’e fahnenerhebung》），《前进报》在11月23、24、27日第273、274、276号上转载了这篇文章。为了给以反击，倍倍尔写了两篇声明和四篇论文，总标题是《关于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的讨论。反驳》（《Zur Diskussion über den Frankfurter Parteitan. Zur Entgegnung》），载于1894年11月28、29、30日和12月1日《前进报》。——第318、321、325页。